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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xxjsqqq 时间: 2022-2-21 11:09 标题: 【人文】张之洞的委屈，谁懂？[8p]

张之洞的委屈，谁懂？

历史研习社
2022年01月16日 22:08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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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许纪霖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、特聘紫江学者）

先给大家看张之洞这张相。看相很重要，做历史研究的人一定要学会看相。为什么?实际上你的第一眼印象是最准确的，后来他赋予你的东西都有欺骗性；你的直觉是最准的，因为直觉是你没有受他影响之时，他给你留下的一个印象，这印象是很重要的。
你看张之洞，看上去好像蛮纯朴、蛮厚道，甚至还有点拘谨，但是这是他的表象，此人不简单。你再看看他的眼睛，看他稍微有点尴尬的一个笑，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装。为什么比较装?
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01 出身显赫的少年天才
张之洞的时代是处于晚清。晚清这个时代，按照李鸿章的一个说法，叫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也就是说，春秋战国以后还没有发生过像这个时代这么大的变化;而且，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国破山河在的危世。但是，往往在一个危世里，可以出豪杰，可以出大人物。这个大人物可能是豪杰，也可能是枭雄，这就像美国出了个特朗普，他到底是豪杰?到底是枭雄?现在有人争得一塌糊涂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美国今天也处在一个转折中的大时代。
晚清也是这样一个大时代。所以晚清出了好多大人物，有影响的人物，从曾国藩开始，到李鸿章、左宗棠，这叫“曾李左”；然后到第二代人，刘坤一、张之洞、袁世凯。这些都是汉族的封疆大吏，但是都是非常耀眼的明星。耀眼到什么程度?慈禧太后也对他们有所顾忌，要盯着他们，但又要重用他们，因为大家很清楚，如果没有这帮汉族的封疆大吏，大清会怎么样——大清早就完了。完在谁的手里?完在洪秀全的手里。
这些人物都是有光彩的，照理说应该可以一一说来，但是我今天挑其中一个人物，就是一代儒臣张之洞。为什么要讲这个人物呢?我觉得这群人里面，应该数张之洞最复杂。我个人做研究有个特点：对太简单的人物，我不大有兴趣研究，too young too simple，没什么好研究的;但是，那些复杂的人物往往就考验研究者的能力了，考验研究者的理解能力、洞察能力、看人的能力。而张之洞恰恰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复杂人物。
我们通常要把张之洞和曾国藩做一些比较。曾国藩是农民家庭出身，出身是平民，但是张之洞不一样。张之洞是河北人——那个时候不叫河北，那个时候叫直隶——那是很有身份的。那个时候考科举，考中进士的，除了江南的以外，那就直隶的人最多，所以直隶人很有风头。张之洞恰恰是直隶人，他们祖辈都是受世代皇恩的官宦之家;家族里从他往上数不是举人就是进士，是几代官宦之家，不得了。
可能是基因好的缘故，张之洞13岁就中秀才，16岁乡试拔得头筹，中举，头一名。要不是他有一个堂兄当时做考官，他如果不停歇继续考的话，可能20岁就是进士了;后来停了一下，他26岁殿试第三名，俗称探花。这里要说的是，原来考官阅卷给他评的是第四名，就是“二甲”里的第一名，但是慈禧太后非常地欣赏他，三和四的名次一勾换，他就进了“一甲”，是第三名——探花。
因为张之洞是世家官宦子弟——当然用今天的话说，那就不是官二代，是官五代、官六代了——所以自视甚高。他看人的标准，第一看门第出身，是什么门第的出身;第二个看科举，科甲是不是正途。这个“科甲正途”是什么意思?曾国藩也是进士，但是曾国藩是“三甲”，就是第三梯队，赐“同进士出身”。曾国藩在早前一直灰溜溜的，觉得自己的出身上，科甲低了一个层次。但是张之洞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张之洞也要看别人的科甲情况。
然后他还要看什么?看中什么样的人呢?就是还要饱读经书，必须是儒学名士——这就是除了出身以外，我们现在所称的“品位”。于是，在张之洞的眼里，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他看得起的，一种是他看不起的。所以，张之洞很傲，跟曾国藩不一样。
曾国藩出身平民，这有点像拜登。据说拜登的演讲能力、治理能力都一般，但此人极会打交道，做了三十年的美国参议员，对几乎所有参议员，他都搞得定;他的交际能力绝对在奥巴马、希拉里之上。拜登也是出身平民，而且读的学校也是二三流学校，他有交际的特长。
曾国藩也一样：曾国藩下面的人不得了，天下英雄都到他那里去，因为他虚怀若谷、广招天下人，他的幕府里人才济济。但是张之洞不一样，张之洞很傲的。
我们都知道，在晚清太平天国被灭了以后，曾经有一段“同治中兴”，就是说洋务运动当时搞得正火热的时候，一时感觉清王朝的气势又上来了。当时上层分两派人。一派叫洋务派，干实事的，搞洋务的——比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刘坤一，这些人都是封疆大吏，而且不是湘军就是淮军，镇压太平天国有功，他们接下去就继续在地方搞洋务，被称为洋务派。
另外一派叫清流党。清流党是什么人呢?清流党这些人和洋务派是不一样的。洋务派里，除了像曾国藩、李鸿章是进士出身，其他的出身不高——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，刘坤一是秀才。他们之所以能够上位，做到巡抚、总督，是因为什么?不是凭功名，是凭什么?凭自己的军功才得到提拔。洋务派有个特点：他们当时重视儒家的理，但是因为在一线工作，更懂得一些世界大势，有非常清晰的现实感，所以比较灵活，不会拘泥于那些儒家经典所说的应该怎么样;他们是比较务实，用今天的话说叫“务实派”。

但是他们的对头清流党就不一样了。清流党当时主要不是在地方，主要是在京城，他们是朝廷中枢的一批很有身份、出身很好的官僚士大夫。像其中的李鸿藻，也是直隶人，是军机大臣，他是张之洞的恩人;还有张佩纶;包括张之洞;还有一批人。这批人都是正途出身，而且都是饱读儒家经典、严守儒家义理。
当时宋明理学是官学，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儒家的义理、维持名教，名教就是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“君子讲‘义’不讲‘利’”。他们认为：“你们洋务派只讲‘利’，我们是讲‘义’的(儒家的义)。”所以他们就看不起那些洋务派、封疆大吏。他们经常在京城高谈阔论，提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批评，一方面是针对贪官污吏，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洋务派。
不过，除了曾国藩以外，洋务派也有一些缺点：能力很强，但是个人私德不怎么样，的确有很多东西被人抓住把柄;有些还很贪婪。平民出身上来的会比较容易贪，会把钱蛮当回事;世家出身的不会太把钱当回事，因为不缺钱。两者是不一样的。小时候有没有穷过，后面成长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，清流党他们自称叫“清流”，说洋务士大夫是“浊流”——就是道德上不干净。为什么清流党当时可以和洋务派对抗?因为他们背后有人，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。
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太厉害，会用人。怎么用?两边人都用。一方面要靠洋务派做事，这个国家肯定要做事的，朝廷还是要做事的;但是另一方面，做事的坐大了不行，非得有另外一帮人制约他们，杀杀他们的威风，那她就用了清流党。所以，清流党是对洋务派的牵制，除了牵制李鸿章这批人以外，还要牵制当时如日中天的恭亲王——就是主持总理衙门、能力很强的那位亲王。
慈禧对清流党里的张之洞是有知遇之恩的。因为张之洞家族里世代做官，他们都和慈禧很熟悉;张之洞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，慈禧已经关心他了，说：你们家族有一个叫张之洞的，什么时候能够上来啊?张氏家族的人回答说：快了快了。所以后来才出现我前面所说的场景：慈禧一勾，把张之洞勾成了“一甲”的探花。读书人有一个优点，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，是什么?士为知己者而死。这是传统儒生的一个所谓美德，一个报恩之情：谁提拔了你，谁赏识了你，你就跟谁走。
因此，后来我们会看到，每当重大的历史关头，张之洞总是坚定地站在后党这一边，就是慈禧这一边。他这个人在朝廷里摸爬滚打，他明白：宫廷政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?跟对人。跟对人最重要，你也可以说他讲君臣之义;这种君臣关系当然也是一种感情，但是，张之洞讲君臣之义，袁世凯是不讲这个东西的。
袁世凯毕竟不是读书人出身，他是靠自己能力上位的;袁世凯只讲功利、利害，所以后来才有了辛亥革命、武昌首义以后，袁世凯逼宫，报自己一箭之仇，逼迫清帝逊位，自己最后取而代之。按理说，袁世凯这是不讲君臣之义，但是这就是袁世凯，用一种话说，他叫“野心家”“阴谋家”。张之洞不是这样的人。
当时清流党经常放炮，他们最大的阵地是指向李鸿章——李中堂大人，因为李中堂是干事的，干事的人很容易受到批评。清流党人里面的“大炮”是谁呢?张佩纶。当然这个张佩纶只能放炮，后来自己真的外放做地方官，就不行了，弄得一塌糊涂，比洋务派还不如。张之洞就比较乖巧，虽然算清流派，但是他非常懂人情世故，一个也不得罪。他只是提正面建议，即使要批评，他很懂得对事不对人。他也不太去纠弹某某官员。
所以，张之洞名声竟然还不错，大家能接受他。
02 清流为本，洋务为用
我们可以看到，张之洞是清流党人出身，但是他很快就有了实权，外放做官，先从山西巡抚开始，然后做到了两广总督、湖广总督，一直做了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。做了封疆大吏可不能像清流党那样在那里只是谈谈而已，是要干出政绩的，这个时代就决定了他不能空谈儒家义理，所以，他做了封疆大吏以后就不一样了，他就非常明白时势是怎么样——天下变了，只能搞富强，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面，富强是生存之本。张之洞很明白这些，所以张之洞后来很快就成为洋务派的官员，特别是他在湖北，作为湖广总督做了18年。

在张之洞做湖广总督之前，原来汉口、武昌这个地方是蛮落后的，而就是通过张之洞，在18年里被打造成了洋务重镇，是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，有汉阳兵工厂等各种各样的新式工厂。在张之洞治理下，整个武汉变了个模样。所以，说实话，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近代的武汉，武汉应该为张之洞塑一个塑像，这才对得起他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张之洞到底是清流党还是洋务派?我现在告诉大家：对张之洞来说，清流为本，洋务为用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儒家的义理有两面：一面叫修身，一面叫经世致用。如果你只是经世致用，你不修身，那就成了法家。你只修身，不经世致用，那就成了佛教或者道家的信奉者。而实际上，办了洋务以后，洋务本身就是儒学内部的一场自我变革。
张之洞非常强调“通经致用”，就是学儒家是为了干什么——为了学以致用。所以他说，“读书趋于明理，明理归于致用”。特别是，他当了封疆大吏以后，非常重视这一点。他编过一本书叫《书目答问》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叫开书单给当时的读书人(儒生)来读。这个书单里既有中国的儒家经典、诸子百家，也有好多生光化电那些西学的书。
张之洞也算蛮早的一个启蒙者，还启蒙过梁启超。梁启超是广东人，最早在广东小地方时，什么书都读不到，是读了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以后才明白：原来除了考试以外还是有一些西学的书可以读的。所以可以说，张之洞这个人在当时算一个新派人物，对西学是蛮懂一些的，某种意义上还走在95%以上的人前面。因此，他才会在戊戌维新早期，非常欣赏康有为和梁启超，而且还资助过强学会、《时务报》——当时都是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一些最重要的阵地。
他欣赏到什么地步呢?张之洞那个时候曾经一度做过两江总督，驻所在南京。他请康有为到南京来，每隔一天两个人深谈一次，谈了两个礼拜，非常欣赏。张之洞还给了一千五百两银子，让康有为到上海来办强学会。梁启超更不得了，张之洞对梁更欣赏，才子啊。梁启超当时只有26岁，张之洞给他写信，竟然称他为“卓公”——尊称为“公”。邀请梁启超到他的驻所，梁启超来了;张之洞还曾经想，要按照封疆大吏的规格，迎接梁启超这位26岁小青年，让梁从中门进入，鸣礼炮。后来还是手下人劝他说，这不合规矩，不能这样做。他才作罢。
张之洞非常欣赏康有为、梁启超，当时曾经有一片大好形势。就是说，戊戌变法一开始，实际上改革派是占上风的，无论是体制里面的官僚士大夫——张之洞、李鸿章、袁世凯，还是外面的康、梁这些人都是要改革的，里应外合。所以当时形势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戊戌变法那场改革失败了。为什么会失败?这是另外的主题了，今天也不可能细讲，因为今天是讲张之洞。
我认为，简单的结论而言，不是敌人太强大、保守派太强大——当时那些顽固保守派不敢说话，慈禧太后也是默许改革的;也不仅仅是因为康、梁改革太激进;最重要的是什么原因呢?我的一个观点就是，在于改革派：体制内的改革派和民间的改革派彼此看不起，互相拆台，还要抢夺改革的领导权，最后导致改革派内部分裂，葬送一片大好形势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?简单地说，改革派康、梁这批人想的是应该怎么样，因为他们没有生活中实际的政治经验，总是觉得应该如何如何，所以就想全变、速变，恨不得一个晚上，依靠光绪皇帝就整个让中国改变面貌。而像张之洞这样的朝廷里边的官僚士大夫，虽然也主张改革，但是考虑更多的是什么?是如何可能改变、如何变革，不是应该如何。
他们知道，变法这个事情涉及的利益太多，所以只能采取切香肠的战术。在改革时，对最终目标要模糊，这就像凯末尔搞改革一样。凯末尔搞改革，为什么最后做到号称“以一人之力把一个穆斯林国家改成一个欧洲式的世俗国家”?凯末尔几乎每一次都说：我这次改革是最后一次。要知道，任何一个改革只能得罪一部分利益集团的人，不得罪另外一批人，让不被得罪的人都保持沉默、中立，然后就采取切香肠方式，一刀一刀、一段一段切，切到最后来了个全变。所以，张之洞当时主张变革，他是主张慢慢来、一步一步来。
戊戌变法的时候，日本有一个大人物叫伊藤博文，到中国来，他最欣赏的就是张之洞。伊藤博文讲了句话，他说：中国若不变法，内乱外患将至，而能办大事的大臣，唯有张之洞一人耳！因为当时对李鸿章是人人喊打，代表皇帝签了《马关条约》的他被晾在一边了，所以张之洞当时的影响和地位就很突出。
03 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
那么张之洞的改革方案是什么样的呢?我们现在来看看。简单地说，大家都知道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“中体西用”。在戊戌变法的时候，康有为觉得自己得到光绪的信任，所以推出了一个非常激进化的方案，而对这个激进化的方案，张之洞是不同意的。几乎也就在同时，张之洞在武汉拿出了自己的一个变革路线图——这个变革路线图就是他写的《劝学篇》。这个《劝学篇》很重要，后来就成为晚清新政的指导性的纲领，简单地说，它就是“中体西用”。
什么叫“中体西用”呢?张之洞讲：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(儒家的经典道理是不变的)，无一成不变之治法(具体的治理的手段、政策是常变的)。他说，即使是孔孟在世，也不会非议变法。所以他是主张变法。但是变什么呢?他说，只是器械、工艺、法律、政制可以变。注意，除了物质层面的变化以外，在法律和政制层面，他觉得也可以有一些变化，因为这也是“用”的层面。
什么不能变?他说，是“儒家之圣道，三纲之伦理，修身养性之心术”——这是“体”。这就是不能变的，就是核心的意识形态，就是那个“圣人之教”——那个名教是不能变的。
因此，《劝学篇》实际上分两篇：一个叫“内篇”，一个叫“外篇”。内篇务本，都是看上去还比较保守的，讲不变的圣人之道如何如何之好;但是你看它的外篇，你觉得他又是个改革派，务通，一项项具体的变革，一一开出清单，开出清单来讲变法的途径。那么，他是保守派还是变革派?显然是一个体制里面的变革派。
他究竟是激进还是保守?很难说。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稳健的变革派;这里的“稳健”也就是说他既重视“理”、儒家的“义”，但是又重视“势”——这个“势”是什么?时势，天下大势。他主张：天下大势变，我们也要跟着变，但是这个变又是有限度的，就是不能以威胁到“理”为原则。这个“理”又不是一成不变，“理”在变化当中，在“势”里面;这个“势”又要从属于“理”。所以，张之洞是很复杂的一个人。

关于这点，也可以说：好像从最强硬的保守派来看，又觉得张之洞不坚决，保守得不坚决。他有个幕僚叫辜鸿铭，就是到了民国还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。辜鸿铭这个人是很有趣的：生在南洋(在南洋出生)，学在西洋(到英国去留学，英文讲得比西方人还要好)，娶在东洋(娶了一个日本太太)，仕在北洋(到北洋去做官)，这么样的一位辜鸿铭。辜鸿铭就评论张之洞，说：张之洞为了国家富强，舍“理”而言“势”，为了君子人格又要舍“势”而言“理”，这不是宗教上的耶稣教士、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吗?因为辜鸿铭特别熟悉西方的历史和文化，他说张之洞在宗教上像一个耶稣，但是政治上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。你看，这就是张之洞矛盾的地方，也是他的两面。
张之洞是很厉害的。戊戌变法时期，他基本不在京城，不在权力中枢，他支持变法，但是又担忧这个变法太激进，特别是看到康有为咄咄逼人、要夺取变法的话语权，他就坚决站在后党这边。后来戊戌变法失败，追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后台的时候，最后全都兜在翁同龢，就是光绪的老师那里，而翁同龢是蛮冤枉的。翁同龢早就和康有为切断关系了，但没办法，翁同龢你下了台你就兜着。
张之洞原来和康有为、梁启超是有一点勾勾搭搭的，等到戊戌变法一失败，他立马斩断关系，表示切割。接下来的1900年，慈禧太后向各国宣战，八国联军进来，慈禧太后被迫流亡，天下大乱。
当时南方一批保皇党人就准备起义，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变法，那是谁呢?自立军。自立军的头儿叫唐才常，唐才常又是张之洞的学生——张之洞在武汉办两湖书院，唐才常和一批人都是两湖书院的学生，也就是张之洞的学生。但是后来，他们在湖北起义的时候事情败露了，被抓了，张之洞很厉害，不经请示，立马就把唐才常这批人都杀了。为什么?因为他要对慈禧表示忠心，表示他立场坚定，他怕牵累到他自己，因为唐才常是他的学生嘛。
虽然他饱读历史，明白在史书上杀读书人是没有好名声的，但是一涉及他个人的利害关系，他是很决绝的，自保最重要。这就是张之洞。所以，张之洞这个人开明是开明，但说实话，他是不大有担当的——只要稍微有压力，一看苗头不对，立即闪电身走人，保住自己最重要。由于他做了这么多年官，又是官宦世家，所以他对风险与收益拿捏得非常精准，一旦涉及王朝的核心利益——他的身家性命也和王朝核心利益绑得很紧——绝不越雷池半步。
刘坤一是张之洞同时代的人：张之洞是湖广总督，刘坤一是两江总督;这两个人也同时一道上过书，要求晚清宪政，《辛丑条约》以后要求继续变法。刘坤一很看不起张之洞，说张之洞这个人“见小事勇，见大事怯”：一看没有风险的事，冲在前面;一看有风险的事，躲在后面——这就是张之洞。
虽然张之洞有恩于康、梁，但是他后来杀了唐才常，和康、梁表示切割。后来梁启超非常看不起张之洞。梁启超把李鸿章和张之洞做了个比较，这个比较很有意思。他这样说：十年以来和李鸿章齐名的是张之洞，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!为什么呢?李鸿章实践之人也，张之洞浮华之人也。李鸿章最不好名，张之洞最好名。李鸿章不好名，故肯任劳怨;张之洞好名，故常趋巧利。张之洞虚骄狭隘，残忍苛察，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，相去何止云霄也!
当然了，这些话有点梁启超个人的恩怨在里面，但是也的确说出了张之洞、李鸿章这两个人是有差距的。
04 保种、保教，还是保国？
我们继续看，张之洞为什么会这样，他的思想核心究竟是什么。这就要涉及保种、保教还是保国的问题。康有为在给北京强学会做章程的时候，讲过保种、保教、保国的问题。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里也说过保种、保教、保国。那么我们来看，张之洞的这个“三保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保种是保华种，保教是保儒家之圣教，保国当然指——大家知道国在当时不是今天所说的nation-state，指的是什么——家国天下，那时讲的国只是指王朝，当时张之洞说的国家就是大清王朝。
那么保种、保教、保国这三者，张之洞最终要保什么呢?清廷到了1901年以后，知道不改革不行了，也只能推行新政;但是推进新政的核心是什么?核心是为保大清江山。大清江山实际上是小江山，这个王朝小江山的安危存亡是高于国家的安危的。
当时康有为要变法，康有为变法讲到最后是为了捍卫儒家的圣教，主要着重在保教。而清廷和张之洞核心上是要保什么?保的是国，就是朝廷的小江山。梁启超和严复当时鼓吹维新，这两个人最关心的既不是教也不是国，是什么呢?是种，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竞争的大格局下怎么保持民族的生存。我们看到，这就是说，三批不同的人各自有保的重心，虽然都说要“三保”，但是重心是不一样的。
张之洞就认为“保种必先保教，保教必先保国”，他把保国看成最重要的。在他看来，要保种，要保持中华民族的生存，首先民族的灵魂、圣人之道不能亡，亡了这个民族就没了，所以他觉得“教”更重要;但是圣人之道这个“教”又不能孤零零地存在——孤零零存在的话它只是一个灵魂，悠悠荡荡的灵魂——所以它必须有制度的肉身，这个制度的肉身就是当时的朝廷，那个王权。按照他的逻辑，是怎么样?要保“教”必先保国，否则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——这个灵魂、“教”自己的肉身没了，“教”也就没了。
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了吧：张之洞在“用”的层面、物质层面，是洋务派，还有法律和制度上，他是大胆开放，借用西学西法;但在“体”的层面那是毫不动摇，坚守圣人之道。
这里讲到我们说的西法这件事，可能我们有听众会有问题：在制度层面，张之洞到底赞不赞成改革?制度是属于“用”呢，还是属于“体”?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，在法律和制度上，有两个不同的层面：一个层面是技术层面，还有一个层面涉及制度的根本层面。
什么叫技术层面呢?要知道，政治学和行政学虽然都是属于政府管理学院或者政治学院里边，但实际上是两个层次。行政学只关心如何治理，如何治国理政，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，这个层面的东西属于“用”。但是，政治学是什么?政治学的核心问题，是合法性的问题——政权的合法性，就是怎么让大家服从统治。另外，政治学还涉及政治参与的问题这个层面。这两点是政治学的核心，行政学、治国理政不考虑这些问题。政治学、行政学是两个层面的问题。政治学就涉及“体”，这个“体”不仅体现在圣人之道的意识形态，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所赖以存在的那套我们说的制度;而那些技术层面的如何治理，是“用”。
那么，张之洞在制度层面的变法上是什么态度?道理很简单，在技术层面他是赞成的，要借用西法，改革法律，重新练军，制定商法，等等，他都赞成。但是涉及意识形态的“体”/制度这个层面，他就变得非常保守，要坚守过去的圣人之道。这就是张之洞复杂的地方，也是他的改革之道。
张之洞又另外讲了一段话，说：“种何以存?有智则存。智者，教之谓也。教何以行?有力则行。力者，兵之谓也。故国不威，则教不循;国不盛，则种不尊。”张之洞是很清楚的：圣人之道这个东西是空泛的，最后圣人之道要体现在哪里?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上，要能够保江山。江山保得住，儒家伦理才守得住，否则，儒家伦理是守不住的。
到了1901年，慈禧太后也明白不改革是不行的，晚清新政就开始了。张之洞、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，还有袁世凯，都是当时最坚决的推手。但是，他们要变法，要富国强兵，那只是一个手段，最终是为了什么?最终是要守住大清的江山，江山最重要——江山在，圣人之道也在;江山垮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张之洞的确是改革者，但是在保国、保种、保教三者中，他改革的目的、最后的核心还是要保国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
康有为
这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。康有为也讲保国、保种、保教，但是他的核心是保教和保教意义上的保国，这个江山是不重要的。所以，当时康有为搞改革、搞变法，有一个叫文悌的就狠狠奏了他一本，说康有为是保国不保江山——这就是说，在康有为的眼里，大清江山是不重要的。
这句话讲到了慈禧太后最痛的地方：原来康有为变法是为了国家强盛，不在乎我们清朝江山。当然，所有的满人都联合起来了，当时连恭亲王奕訢都是这么看。那个时候奕訢还没死，奕訢是很开明的人，没有他洋务运动搞不成，就是在他的有力支持下，曾国藩、李鸿章在外面才有所作为。连奕訢在临死之前都讲：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，这个人在，我们大清江山要完。
这一比较，就明白了：我们说的体制外的改革者、变法者康有为，他的核心是保教保种，最重要的，他是要守住中华民族这个种;但是张之洞是要守江山——差别就在这里。不管怎么说，张之洞到1901年以后积极地推动变法。有一句话说“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执行的”，不错，1901年开始的晚清新政执行的、采取的措施有很多是之前被否决了的康有为在1898年那场百日维新当中提出来的那些方案。
1901年，张之洞就和刘坤一联名上书，提出了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——这是晚清新政的一个纲领性文件、新政的一个指导性的意见。其中包含张之洞写的《劝学篇》里提出来的内容，但这个纲领性文件，主要谈的是具体怎么变、变什么。“江楚会奏变法三折”，其中的“江”是代表刘坤一，两江总督;“楚”是代表张之洞，湖广总督——两人会奏。
而且还不仅如此，张之洞这个人善变，到了1905年以后他认为制度这个层面也可以变。为什么呢?因为1905年出现了一个大事，这个大事就是1904年打了一场日俄战争。当时大家都觉得俄国人怎么可能输给小日本，结果是什么?国际上说，东亚的黄皮猴子打败了老牌的北极熊。俄国人败了，日本胜利了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有这样的说法：是立宪打败了专制——因为俄国还是沙皇专制，日本已经是君主立宪，所以制度上，日本比俄国先进，就打了胜仗。
借这个势头，当时中国国内的舆论要推动立宪，要求清廷也要君主立宪。张之洞竟然也成为一个推动者，为什么?他看到这个大势发生了变化。虽然要保江山，但保的方式要改一改：依然是君主制，这个君主制可以通过立宪的方式来继续保持它、维持它。所以他1905年以后也开始推动温和的君主立宪，你看他还是有变化的。
但是，在“体”的层面，张之洞却开始倒退了。为什么?因为到了我们说的辛亥革命前晚清最后的十年，特别到了1905年、1906年、1907年以后，大量的西学进入中国，大家纷纷谈西学。因为中国学问里没有富强之术，学不到具体东西，富强之术全在西学，所以大量的西学进入中国。
张之洞对民权是非常厌恶的。当时他让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，让梁启超在上海办《时务报》，梁启超当时比较激进，鼓吹民权。张之洞一开始非常欣赏《时务报》，号令所有湖北的官员人手一份，要看报纸，要懂得西学;但是看到梁启超鼓吹民权，张之洞就皱眉头了，觉得这还了得，这违背了名教的“君君臣臣”，所以就劝梁启超温和点，不要提民权，而梁启超不听，后来就形成了他们的分裂。
康有为要变法，张之洞是赞成的，他和康有为的分裂是因为康有为这个人不仅要变法，还想做什么?儒家的教主，搞儒教的新教改革。康有为写的《孔子改制考》《新学伪经考》这两本书整个颠覆了多少年来的那套儒家经典，提出了一套非常特别的、被他们看来是异端邪说、洪水猛兽的说法。对这方面，张之洞觉得太可怕了：虽然康有为你打着儒家的旗号，但你讲的东西好像都不是我们正统的东西，如果大家都相信你，人心一乱，国何成一国?所以张之洞也是劝康有为：你就好好搞你的变法，不要提什么孔子改制，诸如此类的东西了。

张之洞的《创建广雅书院奏折》石刻碑，现存于广东广雅中学山长楼
而且这两个人，张之洞是相信古文经学的，康有为是相信今文经学，学派又对不上。康有为身上有点王阳明的气质，王学的气质;而张之洞又相信理学。他们在学术上又有分歧。康有为是多么地刚愎自用，怎么会听张之洞的?!康有为是要圣王合一。所以，两个人最后也闹翻了。
这以后，张之洞在“体”的层面就开始倒退。一开始因为大家不懂得西法，所以他在鼓吹西法，让大家了解这套西洋的富强之术;现在等到这套西洋之法、西学开始成为主流，人人谈西学的时候，张之洞害怕了。为什么?按照西学自身的逻辑，既然西学进来了，变革先从物质层面变起，然后进入了法律层面，进入了具体的技术性的行政层面，它会停留吗?不会的。它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，一步一步往前推进;这个变法是一步步逼出来的，继续往深层里面逼，要逼到制度性的变革，要逼到对儒家那套“体”的挑战。这是变法自身的一个逻辑。
而一旦突破了“用”的层面，威胁到了儒家的“体”，张之洞就觉得西学太可怕了。他是西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，让大家都吸收西学，现在却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——如果大家都趋新的话，圣人之道、儒家自己就守不住啊!所以，他的晚年就开始变得保守，他就觉得：文以载道，人人都讲新名词，文体坏了也就算了，人心也坏了。
这里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。有一次他下面的一个幕僚给他写了一个报告，他看了很皱眉头，就对幕僚说：以后少用这些新名词，不要用外来的词。结果，幕僚很为难地说：连“名词”这个词都是外来的，如果不用，都无法表达。这里说的事很有趣。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现代汉语，好多词，特别是做学术报告、正式报告的好多词，在原来的古书里面是没有的——比如说“干部”“群众”“政策”“措施”“名词”，等等。这些词是从哪里来的?
我告诉大家，是日本人造出来的。为什么造?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大量翻译西书，大量的英文、德文、法文的名词涌入日本，然后要翻译。当时日本人用汉字翻译，而古书里面没有对应的词，怎么办?日本人就造名词，就按照汉字造了很多今天我们经常在用、使用频率很高的词。如果这些日本来的汉字词、外来语都去掉的话，我们今天都没法说话了，特别是，领导干部根本没法做大报告了。
当时张之洞就面临这个局面。新学也好，新政也好，怎么样?都是他一手提倡引入的;但是现在新学成为潮流，新政又广泛铺开，张之洞明显感觉到，这些威胁到政权的安全、朝廷的安全。所以，他晚年就讲“新学猖狂”，他也在后悔，他觉得有点痛苦。
05 力挽狂澜于既倒而不得
他的晚年很有意思。他做了18年的湖广总督，主要的建树在地方。由于他远离朝廷中枢的政治，超脱于各种各样的争斗，所以他得以保全自己，而且到了晚年德高望重。1907年，张之洞已经70岁了，这时候慈禧太后把张之洞调到北京，入了军机处，而且给他一个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，让他出任军机大臣。为什么?
慈禧太后用人，对不同观点的两派都用。前面我说过，她用清流党来压抑洋务派的气焰。1907年时，在朝廷里面掌握大权的是谁呢?袁世凯——北洋大臣、直隶大臣，也是变法派的一员大将，能力极强；虽然他对慈禧太后也伺候得很好，太后也对他比较满意，但是太后依然不放心他，所以要把张之洞调回北京来制衡袁世凯。
分属两派的这两个人，一个张之洞，一个袁世凯，说实话，完全是两种气质的人。为什么说是两种气质?我前面说过，在张之洞眼里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他看得起的，一种是他看不起的。袁世凯属于他看得起的人吗?根本不是。因为张之洞是一甲探花出身，连对曾国藩他都未必特别看得起，更不要说对袁世凯。袁世凯是纨绔子弟，不会读书的，是靠祖上的余荫，才取了一个监生资格，勉强算个读书人，有一个功名。袁世凯后来到了朝鲜，靠自己的能力最后才上位的。所以，张之洞怎么会看得起袁世凯?!何况在仕途，要讲辈分、讲先后——张之洞在仕途上又比袁世凯高了半个辈分。所以，两个人是不对头。
这里面有好几个小故事是蛮有意思的。袁世凯很会做人，方方面面也是蹚得很平。张之洞还是湖广总督的时候，袁世凯专程去拜访他，张之洞请袁吃饭，吃到一半，张之洞呼呼大睡——睡着了。张之洞有个特点：一旦碰到不感兴趣的人，他就径直睡觉。
张之洞睡着以后，袁世凯自讨个无趣，只能悄悄地出来准备走了。而按照礼节规定，袁世凯这种封疆大吏走的时候，要鸣炮表示欢送，结果这个炮声把张之洞惊醒了，张之洞知道自己失礼了。失礼以后，张之洞当然也不特别愿意得罪袁世凯，所以过了几年，又专程到保定去回访袁世凯。袁世凯当然很高兴了，又摆了酒席招待他，没想到张之洞在酒席上又睡着了。这下，袁世凯就觉得张之洞看不起他。所以，这两个重臣相互之间是对不拢的，习气不一样。
张之洞和曾国藩是一路人。为什么?曾国藩注重读书，注重儒家的经典、礼义，虽然也会办事，但是非常讲究道德人格义理，这和张之洞是一路。但是袁世凯和李鸿章是一脉相承的。李鸿章是办实事的，袁世凯也是办实事而著称，而且办得比李鸿章还圆润，所以袁世凯后来就酸溜溜地讲，“张中堂是讲学问的，我是不讲学问，我是讲办事的”。这话有点酸溜溜，因为袁世凯不是读书人，不懂儒家经典，不讲学问，但是他自己说“我是办事的”。
张之洞、袁世凯两个人路子是不对头的，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封疆大吏叫岑春萱——对这三位，时人有评价说，“岑春萱不学无术”(学问不行，办事能力也不行)，“袁世凯不学有术”;但是当时对张之洞评价最高，说“张之洞有学有术”。

袁世凯、李鸿章
张之洞、袁世凯这两个人，到了晚清最后几年最重要，但是这两个人对不拢，习气不一样，互相看不惯。我自己研究历史，特别是这几年，我就发现：过去我们通常说，两个人关系如何，看他们的政治立场，看思想立场，看意识形态——这个当然重要;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有时候有一个因素更重要，就是文化习气。
这个习气很重要，有时候两个人可能政治立场一致，思想也没什么分歧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——或者家庭出身不一样，或者学术经历不一样，或者学校出身不一样——就是相互看不惯：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也不顺眼。很多情况下，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产生矛盾、冲突，往往既没有利害关系也不是因为思想政治的冲突，就是因为文化的习气对不上，进而产生了矛盾，结下了芥蒂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碰到，在政治上、政坛上更是如此——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没什么好谈的。张之洞和袁世凯两位就是这样。
可以说，和李鸿章、袁世凯这两个人比较一下的话，张之洞毕竟有一点还比较可爱。李鸿章、袁世凯两个人能力很强，都是权臣，善于玩权术。张之洞当然也会玩权术了，也不在他们之下，但张之洞毕竟是读书人出身，有点书生气;张之洞不贪权，对权力没有太大的奢望，也不恋兵。当时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，那不得了，掌握一方军权;他自己辛辛苦苦练的新军——湖北新军是出名的，后来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是湖北新军打响的;除了袁世凯带的北洋军以外，最有实力的就是湖北的新军。他调到北京，实际上明升暗降，没有兵权了，而张之洞一点不留恋兵权。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所谓读书人出身的清高的地方。
因此，辜鸿铭当时就觉得张之洞还是他心目中喜欢的，跟定了张之洞；他觉得张之洞身上有一种儒雅之气，有点像欧洲贵族的那种贵族精神。但辜鸿铭又很忧心忡忡。因为辜鸿铭是很保守的人，他就觉得，张之洞富国强兵这个做法是西方文化里最烂的东西，而且张之洞又讲那套马基亚维利主义，讲功利，讲利害。
所以辜鸿铭就说，“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维亚利主义，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、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，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之徒所采纳的时候，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，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”。这段话是在什么时候写的?是在清末写的，在袁世凯还没做总统的时候写的，不幸而言中。
在辜鸿铭看来，李鸿章只是庸俗、贪钱。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不一样，他是很功利的。他下面用的人很多都很贪，比如说盛宣怀。盛宣怀能力也很强，但很贪，还有其他人。李鸿章也有庸俗的一面，出国访问经常问人家房子有多大、有多少钱财。李鸿章虽然是进士出身，但完全不像一个读书人。辜鸿铭就觉得，李鸿章等人倒也罢了，如果袁世凯这种没有品德的人当道，压过张之洞的话，那有太大的危害了。后来怎么样?辛亥革命以后，袁世凯成为大总统，后来一步一步称帝。
张之洞到了京城以后不久，光绪和慈禧几乎同时死去，之后小皇帝溥仪登基，但是溥仪太小，所以就由光绪的弟弟载沣做摄政王掌权。上台以后，摄政王，还有隆裕皇太后，他们要为光绪报一箭之仇，准备把袁世凯抓来给杀了，因为据说当时袁世凯到慈禧太后那儿去密告光绪，最后才形成事变。摄政王和隆裕太后他们就事先问张之洞的意见，张之洞极力劝阻，说不要杀袁世凯。
本来，袁世凯是张之洞的死对头;袁世凯被杀后，张之洞就是最受信任的汉族官员了。但张之洞不这么想。张之洞后来就解释说：若杀了袁世凯，此先例一开，后患无穷。“杀了袁世凯以后也能杀我，也能杀别人，这个大清江山怎么了得?那就杀杀杀一片，外面没打进来，里面先垮了。”
他说：“我不是为袁考虑，而是为朝廷之大局着想。”由于张之洞反对，所以摄政王和隆裕太后才作罢，只是割除了袁世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，解除了兵权，让袁世凯回老家去养病。袁世凯这条命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张之洞保下的。
但是，张之洞晚年到京城，他感觉非常不好，他明显感觉到这个朝廷要完，一种山雨欲来的味道越来越浓。下面的士绅们三天两头到北京来请愿，要求开国会;因为当时叫预备立宪，清廷答应搞君主立宪，但是要筹备九年，所以地方上这些士绅不干，希望尽早开国会——这是下面的情形。上面呢?权力捏不住。捏不住，怎么办呢?对谁都不信任。
清廷第一次搞了一个内阁的时候，搞了一个“皇族内阁”——内阁里重要的位置用的全都是满人，而且这些满人多是皇亲国戚，所以被称为“皇族内阁”——让大家很失望。摄政王又没有能力，所以张之洞晚年就觉得山雨欲来，苗头不对。他几次上书，苦谏：要主动有一些变化，要顺应潮流，“若舆论不服，必激发革命”。
但是，光绪的弟弟摄政王听得进去吗?听不进去。这个摄政王从小在紫禁城里长大，看到血雨腥风他吓都吓死了，胆子很小。历史很偶然地让他自己的儿子接皇位，结果他支撑不起这个位置。怎么办?只能用自己人。有一次，他到德国去访问，德国威廉二世的皇太子接见了他，那个皇太子就向他传授那套治国的经验，说：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捏住兵权，兵在你手里，江山就稳了。其他的话他都没记住，这句话他记住了。所以他上台后，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要把袁世凯赶到乡下，因为当时的北洋军是最有战斗力的，他赶紧把兵权捏过来。他觉得，“有兵权在我手里了，还怕什么”。

张之洞
后来张之洞生了重病，摄政王去看他。张之洞在病床上也是苦劝，结果这个摄政王非常自信满满地说，“怕什么，有兵在!”——兵在我手里，怕什么。据说张之洞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，“不意闻亡国之言也!”因为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，张之洞想的是：你以为你摄政王是法家?捏住了兵权你就得天下、保天下了?按照儒家的看法，你还得有合法性啊!秦始皇是怎么被推翻的吗?因为他缺乏合法性，没人拥护他。所以，张之洞听了摄政王这话以后非常绝望，从此一病不起，两年后就去世了。
史学界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假如张之洞还活着，还会不会有辛亥革命?这当然是一个假设，如果张之洞还活着，由他来主持朝政，就像慈禧太后当时信任曾国藩、李鸿章那样，清廷来信任张之洞，革命还会爆发吗?或者说，革命爆发以后，当时不是由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，而是由张之洞出来收拾局面，会是另外一个结果吗?
这个问题，特别是后面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。为什么?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当时南北方曾经策划了一个方案，叫“十九条信约”，意思是说南北妥协。要妥协出一个什么结果呢?就是不仅是君主立宪制，而且是一个虚君共和制，就是学英国——清朝皇帝是一个虚君，权力归国会，由责任内阁来掌握行政权，清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，像英国国王一样，是个虚君，这叫虚君共和制，是没有共和的共和制。但是，对“十九条信约”这个方案，后来南方革命派不答应，因为南方革命派非要倒满——满清是异族人，一定要汉人掌权。袁世凯也很有野心，他要报一箭之仇，他才不愿意做内阁总理呢，他想做老大，但是假设不是袁世凯出面，是张之洞出面，张之洞也许会接受虚君共和制方案。
假使有各种阴差阳错的机会，这个方案可能在中国实行的话，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像英国一样的，虚君共和制，会怎么样?恐怕中国的历史就改写了。也就是说，表面上还是有个皇帝，就像日本天皇、英国女王、泰国国王一样，但下面是实行虚君共和。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?可能就没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敢做皇帝，那只能争什么?到国会里面去争取多数，成为多数党来掌握政权。现实的结果是，辛亥革命以后，出现的是另外一个结局：皇帝没了，人人想当皇帝，人人都想做老大，所以一片乱局。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，这也是个定数。
张之洞想力挽狂澜而不得，最后走了。张之洞去世以后，当时舆论有很多对他的评论。比如，有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，说张之洞有“五气”：书生习气、名士习气、纨绔习气、滑头习气、新界习气。他还是很矛盾的一个人。
上海的《时报》有一段评论，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：“张之洞之得名也，以其先人而新，后人而旧。十年前之谈新政者，孰不曰张之洞、张之洞哉(十年前如果谈新政一定是张之洞领先的);近年来守旧见者，又孰不与曰张之洞、张之洞哉(张之洞又成为一个旧派)。以一人而得新、旧之名，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。”只有张之洞才这样，最早是新派人物，后面又成为旧派人物，但是《时报》的评论觉得，这样的人在一个大时代里面是不可能得人望的。
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就是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晚清重臣——张之洞这个人先新后旧，亦新亦旧，半新半旧。这个人是智性很高的，也能把握分寸感，有原则，又有现实感。但是，他缺的是什么?

他缺的是一个担当，就是大政治家的那种担当，他没有担当。所以，刘坤一批评他，说他是小事争先，大事露怯。等到大事时，他不行的，他没有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和意志力。要知道，对大政治家而言，当然理性很重要，判断力、理性观念很重要，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意志力——意志力是否够坚强，扛得住，担得起。而张之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，缺乏这种胆魄和意志力。
所以，我说张之洞是一个治世之能臣(在太平盛世，张之洞能很好发挥他的才干)，但是他成不了乱世之英雄。谁是乱世英雄啊?袁世凯算是，袁世凯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，是乱世之枭雄。在一个太平盛世，大家都规规矩矩来办事，袁世凯这种人上不了位的，但是在乱世里，谁搞得定，谁胆魄大，就是谁的天下——那个时候张之洞不行了，袁世凯可以成就一些事情。
历史这个东西，虽然我们前面说了好多假如，实际上历史是没有假如的。讲到这里，我也只能说：一个人也好，一个国家也好，自有其不可易之定数。要完就是要完，不是张之洞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，何况张之洞也没有这样的契机。

作者: zerg727 时间: 2022-2-24 23:34

李鸿章死后，张之洞.端方.袁世凯.徐世昌算是朝廷里最后四个明白人了，清朝那艘破船没这四人，早就沉了，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，武昌起义的成功确有太大的偶然性，如果不是四川保路运动，武昌的部队也不会被调走，如果瑞澄不是要赶尽杀绝，大多数新军其实也不愿意提着脑袋去造反，如果前期不靠黎元洪指挥而是让黄兴提前赶来，武昌早就被剿灭了，最总要的，如果张之洞不死，以张之洞的威望，革命党起义根本成不了事。

但是话说回来，太多的巧合就成为一个必然，去TM的什么大清，把中国祸害惨了，早就该完.........

作者: jiangmj 时间: 2022-2-25 01:18

引用:

原帖由 zerg727 于 2022-2-24 23:34 发表 [bbs=redirect.php?goto=findpost&pid=109900217&ptid=11252003][/bbs]
李鸿章死后，张之洞.端方.袁世凯.徐世昌算是朝廷里最后四个明白人了，清朝那艘破船没这四人，早就沉了，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，武昌起义的成功确有太大的偶然性，如果不是四川保路运动，武昌的部队也不会被调走，如果瑞澄不是要赶尽 ...

武昌起义的成功的确具有很大的偶然性，但是清朝的灭亡在当时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。
在武昌起义之前，短短几年时间里，爆发了广州起义，惠州起义，萍浏醴起义，黄冈起义，七女湖起义，防城起义，安庆起义，镇南关起义，马笃山起义，河口起义，广州新军起义，黄花岗起义等一连串的起义。
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，武昌起义不过是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就算武昌起义失败了，后续的起义也总有一次会成功的。

作者: 黑说神雕 时间: 2022-3-2 14:38

　　现在这方面的话题挺热闹，之前看到有人为李中堂发声，言之李中堂在当时
那个年代在签署各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时，他是卖国越快越能省钱。认为李中堂
也是无法改变当时的大局面，毕竟中国极弱已久，在列强的铁蹄之下难以为全，
朝廷上有很多种声音，最可怕的就是那些守旧派，犹记得曾经的历史课本上写到：
１８４１年８月２０日，在朴鼎查安排下，耆英等参观了英舰「臬华丽号」（Ｃ
ｏｒｎｗａｌｌｉｓ）。这些昏庸的封疆大吏大为惊骇，牛鉴原以为轮船行驶
「系用牛拉」，「至是始叹而信之」。还有康有为这样只想着用变法的名为自己
谋财，实际根本肚中没有墨水可书，言之皆狂疯之言。

　　其实我们分析一个人必须要把这个人放到当时那个时代中去分析，在历史上，
甲午战争后，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，并认识到建立新
学制的重要性。担任湖广总督之后，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——实业
教育、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。这些新式教育活动使其教育强国的构想在推动中国
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张之洞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
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的「实学」，强调以通读史经为学
习的主要内容。具体的举措主要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机构，以湖北的经心书院和四
川尊经书院为代表。清代的传统教育机构主要是学寓与书院，乾嘉以后，由于经
费不足，教官失职，不少地方学寓逐渐停废，书院成为主要教育机构。但这些书
院大多数只是考课，没有讲学色彩，与经世致用学问脱节。为此，张之洞开始重
视引导书院讲求实学，于１８６９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设立经心书院，拔其优
秀者，读书其中，所研习的多为经解、史论、诗赋、杂著等，标榜实学，注重经
世致用。同治九年（１８７０年）学政任期已满，在卸任回京之际，得湖北士人
好评，张之洞感慨赋诗：「人言为官乐，哪知为官苦。我年三十四，白发已可数。」
同治十三年（１８７３年），张之洞又奉旨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宫，９月任四川学
政。入川后他发现四川的科场作弊、世风日下现象严重，便采取措施，清除科场
积弊，整顿士林风气。他认为「欲治川省之民，必先治川省之士」。

　　仅此一点，张之洞亦是真正的为国发展实业者，被称为「晚清第一功臣」，
而且就其一生的贡献，他起的作用可称为大清的柱子，官场上的事情，可远非我
们今天坐在电脑前，肆意评论。如果说，张之洞还活着，还会不会有辛亥革命？
按照他一生的官场经历以及其个人特点，我认为他一定会随大势而动，绝对不会
妄自而为，加上他个人不可能与清廷为敌，最后的结局无非是做一个不倒翁。

[ 本帖最后由索隆十郎于 2022-3-2 18:34(GMT+8) 编辑 ]

作者: ygz1969 时间: 2022-3-3 09:35

张之洞是能臣，强化了慈禧太的统治，为大清朝续了命，改变了历史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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